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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,学者,文化评论人

叶匡政,诗人,学者,文化评论人。主要关注儒家现代性、现当代史常识重建。著有《城市书》等书,主编过“独立文学典藏”“国学典藏”等多种丛书。为《南方周末》《南都周刊》《新京报》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。现居北京。 叶匡政邮箱:ykz1969@263.ne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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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匡政:“大国学”是对季羡林的误读  

2010-09-21 12:01:2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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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匡政:“大国学”是对季羡林的误读

  读了《大国学:季羡林口述史》,一本很有意思的书。书看着又大又厚,因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在病房里的闲聊,读起来很轻松。这本书记录了老人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16日共74次口述的内容。最后一次口述,距季老去世不到一个月,算是老人临终的话了。蔡德贵也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,能花这么长时间听一个近百岁老人的诉说,真的印证了蔡先生“德贵”之名,这份情谊尤让人感到珍贵。

  能看出,这些口述基本是原始记录,除作者可能删除一些不便发表的内容外,大多是原话呈现。比如季羡林谈及给鲁迅儿子监过考,记录者问:“他是鲁迅的第几个儿子?”作者对这种冒昧的问话也未作修改,可见是为了保持对话的原貌。因这个缘故,书中重复的部分颇多,对丁玲、胡也频、沈从文、《儒藏》、朱熹、冯友兰等很多问题都反复涉及,却未见深入。这可能是一个近百岁的老人比较真实的思维状态,心中纠缠了很多问题,真要说起,已无力再作连贯的记忆和思考,所以谈话是碎片式的,话题往往也转移得很快。季老虽有做口述史的愿望,但过高的年事已让他难以完成这样的重任,他自己也说“脑子忽然就卡壳了”。在我看来,这本书如果叫《与季羡林先生闲聊》或《季羡林先生闲聊录》,就比较名副其实了。我想季老最后对这种口述有了心理依赖,更多的是因这种对往事闲聊的乐趣,并不是真的想留下一部严谨的口述史。

  这本书虽谈不上是口述史,但对很多传闻还是做了澄清。比如一直有新闻报道说张艺谋拜访过季羡林,季羡林在谈话中明确否定了这点:“他没有来过。”“不认识这个人,名字知道。”在谈话中,他也表达了自己对郭沫若和冯友兰一些作为的不屑,甚至用了“四大无耻”一词。季羡林屡次谈到了对冯友兰想做“帝王师”的反感,可见他对想做“帝王师”的学者,一直保持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清醒和不认同。即便近百岁了,说起“帝王师”依然是满嘴的不屑。

  不过老人有些话语的重复很有价值,比如他屡屡从“祢衡骂曹”谈及中国“士”的精神。他说:“我佩服的,文的是梁漱溟,武的是彭德怀。我佩服的就是敢顶,敢顶是中国的士。中国的士,是任何语言翻译不了的,士可杀,不可辱,士跟中国这个侠呵,有联系。”他一再说,自己最想写的两篇文章是谈中国的“士”和“侠”,他认为把“士”翻译成“知识分子”太浅薄了,认为知识分子除了要有知识外,更重要的是要有骨气。

  可见,季老在晚年还一直在沉思“士”所代表的“道统”,这里的“道统”就是指真理世界。孔子说“士志于道”,在儒家看来,“士”是“道”的承担者,明道与行道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。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。儒家一直认为知识分子个体的人格尊严,体现的就是道的尊严。季羡林所佩服的梁漱溟和彭德怀,就是孟子所说的“不召之臣”在现代社会的化身。孟子说“天下有道,以道殉身。天下无道,以身殉道”,强调的也是季羡林所说的硬骨头,即无论成败进退,知识分子都应以真理作为人生的最终依归。只有当“士”所依托的“道”,也就是真理的权威,远远超过君王的权威时,才是儒家所认可的理想社会。我想,这也是季老反复陈述“士”和“侠”的目的所在。

  季羡林所强调的“士”的精神,包括儒家很多有价值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常识,在《孟子》中其实有更多的论述。但奇怪的是,季老却一直认为孟子不是个思想家,认为孟子讲的不过是“仁义”二字。最后季老承认,他“对孟子没有研究”。从这些对话也可看出,季羡林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很少,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,可能更多的是与印度文化相关的佛教文化。但他晚年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以“士”为代表的儒家的思考中,这种心理轨迹也是很值得研究的。

  对那些想了解季羡林心灵的人来说,这本书无疑是有价值的。但书名中出现“大国学”三字,却不能不说是这本书最大的遗憾。虽然“大国学”是季羡林晚年媒体上炒得最响的一个概念,在我看来却是最不靠谱的一个概念。在第40次口述中,季羡林其实已经做了澄清,他先以“他不接受”表达了对自己随口说的这个概念的不自信,随后又解释道:“我就是说,他们出版界,过去好多中国哲学史、中国文学史,这个‘中国’都是汉族的,满族的沾一点边。这是不对的。我说中国这个,五十六个民族,它发展程度很不一样,不过我们脑袋里想着中国,必须想着五十六个民族。”从他这个说法可推理出,他其实想用“大国学”的这个说法,反对“国学”这个概念,而不是又提出了一个“大国学”的概念。第66次口述中,在蔡德贵提出“汉学、国学、中国学、华学”四个概念时,季羡林再次表达了他的认识:“我认为最不通的就是华学。”也就是说,这些提法在他看来都是不通的,这个“华学”也如“大国学”一样,在他看来是“牵强附会”的。

  按季羡林的学识,会天然地反对“国学”这个提法的,在我看来,这可能是他晚年要摘去“国学大师”称号的一个基本心理动因。只要了解“国学”历史的人便理解,其实这是个非常暧昧而屈辱的词,它的诞生,暗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已被西方文化边缘化的命运。这两个字,其实代表的是对于“西学”的抗争史,毫无荣耀可言。季羡林提出“大国学”这个概念,目的是为了否定“国学”这个提法,绝不是想创造一个新概念。读遍全书,没看到季羡林对“大国学”三字的赞同之词,然而却偏偏用了“大国学”三字作为书名,只能说是这个时代的诡异之处。反正季羡林先生也无法反对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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