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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,学者,文化评论人

叶匡政,诗人,学者,文化评论人。主要关注儒家现代性、现当代史常识重建。著有《城市书》等书,主编过“独立文学典藏”“国学典藏”等多种丛书。为《南方周末》《南都周刊》《新京报》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。现居北京。 叶匡政邮箱:ykz1969@263.ne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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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匡政:摩罗的“倒骑驴”和“没主义”  

2010-04-06 09:44:0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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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匡政:摩罗的“倒骑驴”和“没主义”

       从《竞报》和网上,读到了摩罗先生反驳我的文章。《竞报》标题是《敌意者看见敌意,荒唐者看见荒唐》,网上文章叫《阿凡提的驴是怎样读书的》,同一篇文章。可能《竞报》编辑觉得原题不雅,引了文中一句话作标题。这几天也陆续有朋友传来这篇文章,意思大概是想让我回应一下。我是极不愿就一本书与人打笔战的,倒不是对摩罗不屑,而是一来一回,很有给《中国站起来》做广告的嫌疑。对这类书不理睬是最好的办法,否则,粘上了就像一贴狗皮膏药,想甩掉都困难。这两天我看到这本书的责编也跳出来,神神道道地说了一通。我知道,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观点,而是销量,争论是假,广告是真。听说摩罗这本书的销量很差,我就索性再帮他一回吧。

       我很庆幸没有读摩罗的这本书,要不还真落入了他的陷阱。看他文章,他是把自己比作阿凡提的。从某个角度说,这个身份对摩罗,也算合适。他确实用自己的转身和“烂书榜”亚军的新头衔,为中国知识界制造了一个大笑话。但遗憾的是,摩罗虽然有阿凡提“倒骑驴”的姿态和制造笑话的本领,却完全没有阿凡提的智慧。所以如他自己说的,他的书是写给驴看的,他还期望那些驴们能“每吃一口高兴得昂首大叫,犹如琅琅书声”。我看,他也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,我确实听到了一些“高兴得昂首大叫”的声音,在摩罗听来或许“犹如琅琅书声”,我听在耳中终究只是驴叫。

       摩罗说的不错,我确实只是翻了翻那本书。我想,无论把他评为“烂书榜”亚军的评委,还是宣布与他绝交的朋友余杰、徐晋如,都是不可能读完全书的。这就像一枚臭鸡蛋,打开蛋壳就有味,难道非得吃坏肚子,才能确定是枚臭蛋?我想一个稍有学术常识的人,看到书中标题,也会没了读的兴趣。摩罗说我没涉及书的内容,确实想给他留点面子,只是泛泛谈了些常识,这些常识已能证明他的说法经不住推敲。既然摩罗还不满意,我就列举一些章节的标题:“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自尊自大?中国人比英国人更僵化迂腐?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富于暴力倾向?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理性?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诚实?中国人果真是奴性十足的劣等民族?……”

       这些问题都哪儿跟哪儿呀?我想就是高中生,也绝难提出这种幼稚问题。这种大而无当的定义,这种二元对立的比较,不仅毫无必要,更让人不得不怀疑这种低智商的设问背后,究竟有何真实用意?看这些设问,还以为摩罗“倒骑驴”回到了上个世纪初。在全球化的今天,人种优劣论早已没了市场,现代科学和无数历史事实,早已让“人种无优劣”成为一个不辨自明、人人皆知的常识。黑皮肤奥巴马成了美国总统,黄皮肤赵小兰成了美国劳工部长,中国竟然还有人写一本书来证明,中国人和西方人具有同样的人性。大街上随便挑一个人,也知道国家现状是由制度优劣决定的,与人种没有关联。否则就无法解释香港、台湾和大陆,同是中国人,为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,民众的文化和精神状态也有差别。

       说句实话,这些问题提出就很荒唐,让你反驳都不知从何谈起,它们在今天从来就不是问题。既然想研究社会问题,也要掌握些基本学理,至少要学会区别,哪些是今天的真问题,那些是假问题。如果在那些毫无讨论价值的问题上纠缠不休,或者让人以为你头脑出了问题,或者让人感觉你对某些人种似乎怀有敌意。我是不愿指责摩罗精神错乱的,所以我谨慎地选择了“敌意”这个概念。

       原本我想既然叫《中国站起来》,书中一定会罗列大量替中国文化正名的史实。哪知翻开全书,多是对西方历史劣迹的陈述,极少有对中国文化的论述。我就搞不懂这种逻辑,你用西方的历史劣迹,怎能证明“中国站起来”这个主题。过去我不理解摩罗敌意的渊源,这次看他的文章,才明白他有个假想敌,那就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。史密斯的《中国人气质》,在199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,也是我青年时很喜欢的一本书。那不过是一个传教士在19世纪末用西方文化的视角,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观察。迄今为止,我认为那本书的观察和表述还是比较客观,也是很有趣味,呈现了我们自己很难发现的一些文化特征。史密斯除了讲中国人喜好面子、缺乏公共精神这些特征外,也同样说了中国人勤劳、礼节、仁慈、坚韧等一些优点。这本书虽写的是19世纪末的中国人,但对比现实,我感觉到很多描述仍不过时。比如他说:“一位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政治的文件,就像是卢梭的《忏悔录》,情感最高尚,行为最肮脏。他杀了一万人,却引证孟子关于人类生命如何神圣的论述。他把修筑河坝的拨款装入自己的腰包,让洪水淹没了整个省,却为耕种者失去土地而哀叹。他制定了一项私下声称不过是哄骗一时的协义,却要高声痛责伪证罪。”他还说:“作为一个整体,统治阶级在帝国中不是最优秀的分子,而是最腐败的坏蛋。一个聪明的道台,对一个外国人说过:“帝国的所在官员都是恶人,都应该杀掉,但是杀了我们是无用的,因为下一任会跟我们一样坏。”

       书中像这种有意思的描述,比比皆是,但摩罗书中是不会提到的。他总是片面地抓住别人观点中的一点,或某一句话,然后拼命的反驳,用这种思维方式做学问,我很少看到。他对一个古代传教士怀有如此敌意,我想可能是他的“弑父”情结在作怪。原来鲁迅比较推崇史密斯,摩罗的心中似乎一直压着史密斯这座大山,他认为只要推翻了史密斯,也就完成了“弑父”。或许在他内心深处,他把此举看作是自己的“成人礼”,所以他有好几章都在分析鲁迅和史密斯之间的“血肉联系”。

       鲁迅对这个书的态度很明确,不过是“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”,他认为“虽然错误亦多”,但期望国民能借这本书“自省、分析,明白那几点说的对,变革、挣扎,自做工夫”,“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,来证明究竟是怎么样的中国人”。 鲁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,认为书就像一面镜子,而不是像摩罗歪曲的那样“敌意者看见敌意,荒唐者看见荒唐”。按他的逻辑,那岂不是智者看天下再荒唐的书,也不会觉得荒唐?鲁迅说得很明白了,“证明究竟是怎么样的中国人”,是靠“自做功夫”的,而不是靠攻击别人的历史劣迹,就能证明自己的优越。

       在我看来,摩罗不仅没摸到自由主义的门,连民族主义的门也没摸到。他最多有一点碎片式的民族主义情绪。一个民族主义者,至少还构建一个文化认同和想象的共同体,是民族主义的首要任务。这种共同体不是情绪的幻影,更不是对别的民族空洞的排斥和指责,而是要深入到自己历史文化的变迁中,去对本民族的公共意识进行梳理和建构。我看无论是摩罗的知识结构,还是思维模式,都很难完成这个任务。如果一定要给摩罗定位,他不过是一个“没主义”者,做了这么多年学问,连基本价值观仍在游移变化,又怎可能给别人以思想或启示。

       最有趣的是,这个“没主义”者竟把自己比作“倒骑驴”的阿凡提,这个形象倒是值得人们记住。可能他一直“倒骑驴”,又没有阿凡提透视身后的能力,所以他的思想还停摆在上个世纪的二、三十年代,他的敌人也在那个年代。至少,我是不屑做他的敌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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